他送我回酒店, 我们在路上又小争执了一下，他还是让我尽快离开，我表示要陪他在都江堰直到他回燕都那天, 他怎么拧得过我呢也不想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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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 我去了都江堰最大的援助点做志愿者帮助分发救灾物资。负责人看我是个瘦弱女生, 将我转到了一所中学, 帮助老师安抚学生。
下午, 我所在的志愿小分队接到任务：护送四个学生回家。他们在都江堰的中学就读，地震后与家里失去了联系，孩子们担心家里亲人, 哭着要回家去，百般劝解不成, 学校同意他们离校。
孩子们的家在临近的县城, 因为道路损毁汽车无法通行, 需要我们徒步前往，一来一回要四天的时间。
走起来才发现道路情况远超出想象的恶劣, 山体滑坡根本没有路，大家手脚并用在石堆上翻过，不时还要防备随时发生的余震和山上飞下的乱石，行进速度缓慢。
第一天到天黑下来，不过走了几公里, 我与学生们商量, 原路折返回去, 前面不知道会遇到什么, 如果发生意外没法对学校和家长交代。四个孩子一致拒绝, 说无论怎么样也要回家。其中一个女生哭着说，奶奶独自在家, 不知道地震完了是不是活着、有没有饭吃，她只有奶奶一个亲人。
我听了，抱住她安慰道：“好，不哭，回去，一定回家。”
我们摸黑到路边的人家借宿，老乡很热心，腾出一间屋让我们八个人休息，又从震塌的房子里翻出几牀被子。避开其它人，我找老乡要些药品，天擦黑时看不清路，我的腿不慎被石头划破了。他的家大半在废墟下，什么也提供不了，我只能找些盐水简单消毒。伤口比较深，裤子也连带破了。
越往下走道路的情况越糟糕，在乱石上划破手脚的情况不断出现，汗水在衣服上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衣服结了厚厚的汗硷。我们带了充足的食物，唯独缺了药品，在这时刻只能祈求不要发生感染或者更严重的后果。
预计的两天路程被延长了，到他们的家乡时已是三天后。好在孩子们的家里无忧，除了房屋大面积倒塌，人员伤亡不大，我们与当地负责人交接后，匆匆踏上返回的行程。临行前，负责人请我们带上一个落难的老外。因为言语不通，被扔在这好几天了。
我去了老外住宿的地方，看完跟负责人一起发愁。带人离开不是难事，可他一大箱行李实在没办法携带。我与他商量，放弃箱子轻装前进。他挺麻烦，说箱子里的资料是他来中国的意义所在，绝对不能割舍。来时雇的翻译和司机在地震后，已经弃车弃工资而去，甩下他守着自己的宝贝。
负责人好容易找到个能跟老外沟通的人，听说了原委后，很激动，“你告诉他，我们中国人最好客，最讲友谊，我找两个人帮他抬箱子，一定给他送到都江堰去。”
我制止了他的好心，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，青壮劳力被派去搭帐篷、抢救重建了，哪有多余的人发扬雷锋精神。老外也没个眼色，不知道在这里耽搁只能给灾区人民添乱吗。
我回去与小分队的同学商量，能不能分担着帮他背些，大家虽然很累，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。我们把他的一大箱资料分成几部分，踏上了归程。
因为大量出汗和清洁的原因，我腿上的伤口化脓了，老外知道后把他带的药品给我服下，但于事无补，感染导致的发烧来势汹汹，几次翻石头时险险栽到旁边的江水里。到了第五天，我烧得几乎不省人事。老外请其它人带着资料先行，后面的百十公里他背着我走。
因为长时间没有洗澡，我们俩身上的味道都不好，晕呼呼的行走中，我时而昏迷时而清醒，昏迷中没感觉，偶尔清醒差点被他薰死。
我伏在他肩膀上，“夥计，要是到了都江堰，你见到我爸，跟他说，他女儿死于毒气。”
老外笑得胸腔里都是回音，这么恶劣的环境里，他倒是没忘每天刮胡子，不过，汗味混合剃须水，怪异的味道更要命。
他一遍遍重复我爸的中文姓名和医院宿营地址，生硬的发音，在我耳边远远的，“对吗？我再重复一遍……”
我的情况越来越糟，受伤的小腿以看得见的速度膨胀，肿得比大腿还粗，我想大概要截肢了，如果这样我爸一定很伤心，他发脾气的样子太吓人了，恐怕我要再看一回。
老外不停地鼓励我，“跟我说话，嘿，说说你，说话，别睡。”
我知道他怕我一睡就再也醒不了，起初还能坚持说一句，后来连哼哼声也出不来了。太阳毒辣辣的晒下来，我知道自己到不了都江堰了。原来安可二十四年的生命要终结在这里了。恍惚弥留之际，我告诉老外：“转告我爸，对不起了。他女儿不懂事，有什么亏欠下辈子再还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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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设想中的死亡并未降临，在医院渡过数天的危险期后，我睁开了眼。我爸考虑到灾区医疗资源有限，带我回了燕都，很幸运没有遭遇截肢的厄运，但伤口留下块巨大的疤痕，后半生要与裙子说再见了。
在燕都，我妈衣不解带的照顾我，她请假在家，操心每天的营养补充，换着花样做饭，我们相处的时间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。她还是不怎么讲话，但该注意的事项、需要补充的维生素哪样都不懈怠。为了我喝水方便，牀边的水杯里总是保持半满；怕我觉得闷，她买个可以放到牀上的小桌，方便我使用笔记本电脑。我爸下班回来，坐到牀边陪我说话，他呀，明明是希望我们母女俩多聊天，可牵线的作用总发挥不到点子上，弄得我们三个人谁也找不到话题，更冷场。
伤势恢复得差不多，我要回学校了，我妈准备了一些滋补的中药，她是中医大夫，按照我的体质特意配好的，写清了怎么服用。
我接过来，踌躇着说：“妈，我一直觉得你太娇惯我了，现在也这么觉得，所以，对你特有意见。孩子不能惯着，会惯出毛病的，你瞧我就是一身的毛病，以后你得改改。”
她背过身，半天后转过来，“是，得改改。”
我抱住她，“算了吧，别改了，你改了我不习惯。哪个妈不惯着孩子呀，你惯了我二十多年，以后我还，惯着你二十多年。”
鲜有情绪表露的她，掉了眼泪。我哽咽着叫道：“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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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学校一个月后，见到了老外，他穿了件明亮的T恤，长手长脚走到我面前，“嗨，安。”洗得干干净净的他，身上有股好闻的香气，金灿灿的头发在盛夏的骄阳中，象棵高大的向日葵。“不记得我了？”他做起一个背人的姿势，重现自己手脚并用的走路姿态。
我当然记得他，毒气弹。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我爸就告诉我了，有个老外做雷锋把他女儿送到医院里，因为签证马上到期不能多留，等不及我恢复知觉，匆匆回国了。
我笑笑，“记得，德瑞克，你救了我的命。谢谢。”
“不不，”他也笑起来，“你救了我的资料，我应该谢谢你。”
德瑞克从底特律过来，他在一家研究所担任研究员，五月份去中国是采集资料，没想到遭遇大地震。我请他去宿舍做客，包元宝馄饨给他，糊弄说这是盖着被子睡觉的水饺。他很孩子气，吃的时候拒绝放汤，要蘸着醋吃，说别想蒙他，在中国吃饺子都是这样。
我的公寓里有烤箱，但是从没启用过。周末，他坐一小时的飞机过来，傻乎乎地说从某个意大利人手里搞到他祖母烤披萨的秘方，这次来试试。我懒得应酬他的小伎俩，躲到了图书馆。他象是有特异功能，逮人奇准，不论我钻到哪个犄角旮旯都有办法找到，几次之后，逼得我差点去蹲下水道。
我实在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，问他，逮我为了什么。
他大笑起来，“安，我做得很失败吗？我想追求你，看不出来吗？”
我说：“虽然我们中国人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但是救书之恩，不用拿人来报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也没打算用人来报。咱们是两不相欠，快回去吧，别折腾。”
他说：“你这语气真象我妈，她也是这么教训我，嘿，快上牀睡觉，别折腾，不然看我揍你的屁股。”
我看看他的屁股，虚拟着踹了一脚。
德瑞克一次次来我这里，我跟爸妈在视频上聊天时，他不识趣的凑到镜头里，与他们打招呼，弄得我爸老开心，说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我关了摄像头，找东西砸他，争打中他抱住我，“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拒绝我，你喜欢别的人吗？告诉我为什么。”
我捂紧嘴巴，泪水狂流。
我们常在密歇根湖边看书，一人一本，风略过水声传来总有种错觉，以为是在海边。
“安，你看书很慢，半个小时还没有翻页。”阳光下，他纤长的身材占据了大半个垫子。
我低埋下头，“这些字母好像会跳，看一会眼睛就花了。”
他柱起头，笑咪咪看着我，德瑞克有头浓密的金发。
德瑞克决定给自己起个中文名字，想了半天决定姓‘一’，凭着他对中文不多的瞭解，认为这个姓特别而且笔画少，写起来方便，后面的字问我有何建议。
我正在忙着做项目设计，过了很久抬起头，“峰字怎么样？在中文里，峰字很有力度。”
他很喜欢，问我这两个字组到一起有什么寓意。
我想想，“听着象个德行高深的智者。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，有古画的意境，绵延不断的羣山，宁静致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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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业结束时，教授在结业典礼上为我们发放证书。通过两年的学习，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专业上的收获，还有职业道路的铺展。
他的演讲与往日课上的大段陈述相比，简短之极，“我要恭祝你们各位走上了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，这个世界的危机和不公象呼吸始终陪伴。在面试你们时，我曾经问过，选择这条道路对你意味着什么？答案各不相同，有人说理想，有人说奉献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理解，它意味着你要永远付出而看不到结束的一天。如果用同等的付出在其它领域里，会有金钱和权力的收获，而在这里，回报你的永远是无休止的工作。你们所要面对的，将是不断加剧的贫穷、饥饿、愈加恶劣的自然环境。付出和收获的不匹配也许会让你们怀疑，选择这条道路是否明智，是否正确，但我要说，因为我们的努力，这个世界有了一点不同，因为我们的付出，有些人、有些地区、物种得以保护延续，虽然不能最终阻止一切的消失和灭绝，但是，没人能忽略努力的意义。浩淼宇宙，人类何等渺小，但人性的光辉不会因消亡而灭绝，你们就是传播这些力量的火种。努力吧。”
我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我拿到了自然基金会的合约，一周后去洛杉矶总部报到。收拾行李时，思忖怎么对德瑞克讲。他不知道我要离开，兴致勃勃地谋划着去新泽西度假的事，他父亲的农场在那里。
考虑再三，我决定不破坏美好假期，回来后再告诉他。应该说，我也需要些时间措辞，怎么让他理解，我们其实不应该在一起。
德瑞克的父亲是个红鼻子老头，拥抱之后抱怨我太瘦，建议我多吃牛肉，又不无得意地说，儿子以前也瘦得象马鞭子，瞧现在。
德瑞克笑着说：“安可以干掉两个大汉堡，你不要小瞧她。”
黄昏时，我们去散步，德瑞克爬上一个高高的草垛，在上面冲我挥手。
我也挥挥。有时候他的举动就是个孩子。
“闭上眼，安。”他大声喊。
我笑笑转过了身子。
“看吧。”
再回身，一个长长的条幅从草垛上垂下，上面几个笨拙的中国字：峰爱安，嫁给我。
刹那间，我哭得直不起身来。
一个月后，我嫁给了三十四岁的德瑞克。婚礼定在新泽西他父亲的农场，我这方的嘉宾只有父母。
他把戒指戴到我手上，笑得满脸皱纹。
我给他也戴上，“峰，我有没有对你讲过，我爱你。”
他也用蹩脚的中文说道：“安，我爱你，很爱。”